摘要：聚焦中国“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与挑战，基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提出三大核心命题：一是国际格局呈现“冲突加剧”“动态平衡”“中国引领”三种不确定性态势，需以文化主体性与原创力为核心构建韧性发展体系；二是文化消费需求呈现个体心理抚慰、集体主义精神回归、国家安全文化支撑的多层次特征，需通过历史IP创新、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如人工智能应用）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三是区域发展需构建“全国一盘棋”与“特色化布局”协同机制，强化战略腹地文化支撑能力，激活教育科研体系创新动能。应以“文化科技特种兵部队”建设为抓手，完善政策工具创新与文化场景适配机制，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应对全球变局的核心战略资源，为文化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关键支撑。

中国即将步入“十五五”发展规划的历史新阶段。此时期具有显著区别于以往五年规划周期的时代特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关键阶段的历史周期内，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国家已对“十五五”规划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学术界与理论界对各领域发展规划思路的梳理及前期研究已全面展开。然而，在文化产业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此现状值得理论界高度重视，并应以对国家高度负责及只争朝夕之精神，加速推进相关研究。依据规划学基本原理与规划思维的普遍规律，对“十五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学术梳理，应基于实证调研与国内外形势的总体把握，进行系统性、规范性与理性的探讨。鉴于时间与研究条件所限，本文立足于参与多轮五年规划编制工作的经验，结合近年对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综合研判，并基于研究者亲身参与、见证的中国文化产业重大项目（如《哪吒》系列电影、《王者荣耀》“物华弥新”等传统文化题材游戏）及正在策划的一系列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梳理出若干基本思路，并就关键问题展开思考。

一、“十五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与时代特征

“十五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节点，“东升西降”态势日益明晰，“西强中弱”格局正被逐步打破，世界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旧世界秩序间的摩擦日趋激烈，未来世界形势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从逻辑层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态势：

其一，冲突加剧态势。一种普遍担忧的极端情况是，世界政治斗争或将导致更多军事冲突，既有的和平与发展格局遭受根本性破坏，全球或将陷入战争泥潭，众多国家和地区卷入冲突。在此情形下，文化产业发展亦利弊交织。有利方面在于，极端局势将加剧人们的心理阴影，从而显著提升其情感需求，对战争与安全知识的渴求亦会增加。国家对于动员社会文化力量、催生能够凝聚民心军心、增强战斗意志与应对战争局势技巧的文化产品抱有高度期待。不利方面则体现为文化消费基本秩序被扰乱，文化市场可能遭受严重冲击，文化流通渠道亦可能不畅。理性而言，应尽可能把握有利因素，规避并应对不利影响。

其二，动态平衡态势。即中国与部分超级大国之间维持“斗而不破”的动态平衡，将世界范围的混乱与战争影响控制在局部冲突之内。在此格局下，中国拥有高度稳定的国内政治生态、依旧庞大的国内市场及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若能继续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方针，深耕国内文化市场，特别是农村及二、三线城市文化消费市场，仍有广阔空间。随着中国科技领域的持续进步与文化新质生产力的稳步培育，有望为文化生产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如果能够稳妥把握供需两端的关键要素，协同推进双向发力，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前景仍值得期待。

其三，利好发展态势。即随着中国科技与军事实力的进一步跃升，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决心和能力获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认同，使其愿意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以实现自身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有望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拓展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拓宽国际文化消费渠道，增强中国价值、中国故事、中国声音在全球的良性传播。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或将迎来历史性飞跃。

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性，但其中亦蕴含确定性。若能秉持“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定力与能力，把握必然性，应对偶然性，审慎研判“十五五”时期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认清自身能力与潜力，把握未来机遇与挑战，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主体性，提升文化原创力—这亦是总书记今年在辽宁视察时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并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姿态进行系统规划、有序推进、重点突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必将迎来辉煌的历史时期。

二、“十五五”时期文化需求的多层面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消费实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社会价值，并通过市场实现产业效益，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产品与服务满足不同层面文化需求的能力。文化市场并非单一整体，而是包含多个层面与维度：既有满足个体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也有满足集体或集团性文化消费的产品与服务，乃至满足国家作为政治单元的文化供给需求。部分产品与服务满足生活性消费（如短视频、影视剧、游戏等终端用户直接消费的产品），另一些则满足机构集团性消费（如企业文化建设、大学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等需求），其消费主体与支付主体并非个人，而是机构、集体乃至国家。国家在制定文化产业规划时，亦会产生相应的文化支出，在此意义上，其具有生产性 、政策性及政府性文化消费需求的属性。

不同层面的消费主体依据自身发展目标与消费习惯，形成了具体的消费欲望。因此，分析文化产业市场时，应全面、综合地把握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市场的具体消费需求，以制定科学的文化产业规划。

首先，公民个体的文化消费。这是数量最为庞大、最具生命力、社会影响力及发展潜能的市场因素。“十五五”期间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需求值得深入研判。在国家与社会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居民生活状态受多种因素影响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经济形势演变导致家庭收入波动及物质获得感改变）的背景下，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变化或将催生大量情感抚慰需求。人们期望从文化产品与消费中获得对自身状态的正面阐释，包括为某些行为（甚至失信行为）寻求合理性，以缓解伦理压力，获得心理慰藉。因此，从产业维度看，文化产业应发挥其心理与社会抚慰功能，持续输出相关文化产品。

其次，正面价值的潜在市场需求。从人性角度而言，任何个体及社会集体内部均存在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因素并存的客观规律。人们内心深处仍存有追求美好生活、道德完善及践行诚信、友善、爱国等正面价值的潜在可能，这构成了另一重要的潜在市场需求。因此，文化产业除了追求社会效益与履行责任担当外，还应坚持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倡导诚信、友善、爱国等理念，此举有望获得社会市场的积极响应、个体内心觉醒力量的支持以及社会机构或秩序维护者的认可。此类正能量文化产品在公开传播方面具有市场优势，更易获得社会网络支持。从人类发展视角看，人性虽非尽善尽美，但总体演变方向是“知恶向善、知丑创美、知伪求真”。不诚信者终将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不友善者难逃恶行恶果，不爱国者亦将品尝失去国家护佑的孤独。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了宏观的人类心理环境，坚持真善美、爱国主义、诚信、友善等文化因素，有望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正能量文化市场。

再次，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国家文化需求。特别是为应对极端情况，国家需要培养具有爱国、坚毅、智慧品质的国民，使其能够妥善应对不利局面，尤其需要以爱国主义、诚信精神及智慧文化武装涉战人员。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在特殊与非常时期，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忠诚度及对诺言的践行度，是社会单位生存与取胜的基本要素。在“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化爱国主义与诚信精神培育，推动相关文化精品的创作传播，将有助于实现社会效益与市场活力的良性互动。此外，为应对特殊情况，国家应倡导集体主义精神而非个体主义。在和平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自由、平等、个性或许是公民个体理所当然的追求，但在非常时期，过度强调与国家总体目标相背离的极端个人主义，可能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十五五”时期，集体主义精神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如集体与个体的协调、和谐、和平、和睦，以及对秩序与“礼”的强调）将更具社会适应性。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应高度重视相关重大项目的布局与重大作品的策划。

最后，国际文化市场的开拓需求。2025年，电影《哪吒2》进入全球电影票房榜前五名，成为中国电影乃至整个文化产业内核式、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这一方面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市场开拓能力上的短板。《哪吒2》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市场的烘托及其上升为国民情绪表达的载体符号—成为中国国民在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重构过程中民族精神的表达载体，形成了超越电影本身的文化运动，从而创下票房、文创产业效应及社会效益的新高峰。然而，其在海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份额有限，拓展策略亦显匮乏。“十五五”时期，如何打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通道，如何增强运用中华文化元素进行国际叙事与世界叙事的能力，使中国故事承载世界价值、引发世界共鸣，成为中国文化产业面临的集体考验。以现代眼光与意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及国民性优势，对接人类共同价值与未来价值，运用前沿科技进行富有原创力的表达，催生全新的文化形态与业态，是“十五五”文化产业规划中面临的根本问题之一。

三、"十五五"时期拓展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空间的重点思路探讨

第一，内容层面：策划创作兼容未来多种发展态势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所谓“兼容”，指无论国际国内形势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领域如何演变，重点策划的重大项目与作品均能适用，体现其适应性与普适性。在此层面，涉及矛盾尖锐、戏剧性强的题材尤为重要，需兼顾未来五年消费者可能的个体生命体验表达与作为国民／公民的族群意义表达等情绪需求。这对内容创意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文化产品的兼容性还体现在时间维度上：优秀作品（尤其是重点作品）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回应历史，实现历史、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的文化共鸣。应鼓励创作具有深厚历史依据与文化内涵并能呼应当下及未来国际关系、族群关系与人类心理需求的作品，而非基于单一兴趣或冲动的单向度创作。因此，应深挖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中与当前时代格局、特征高度相似、契合的风云变幻的大历史时期（如三国、汉唐盛世等），发掘与当前生活方式、状态、情感方式高度契合的典型人物与故事，利用历史IP讲好当代故事与世界故事。这需要大量专业梳理与跨学科资源整合，以产业思维与眼光发现历史价值，而非囿于文献与历史局限。应坚持“以今为主、以我为主，以今观古、以我观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史文化资源，产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强大未来发展潜力的文化精品。

第二，技术层面：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当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成社会共识。科技驱动产业（包括文化产业）发展亦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应鼓励在文化创意、创作生产、传播营销乃至研究教育等各个环节，毫不迟疑地率先、全面、深度应用文化科技，力争在文化科技融合的若干关键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在既往文化科技融合成就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开拓视野，拓宽融合渠道与路径，全面梳理文化与科技资源，积极发掘过去被忽略的文化资源，探索文化与科技展示融合的新可能。例如，除文化和旅游部、科技部及中国科协等传统管理与群团部门外，还应加强教育部及其所属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文化与科技资源富集之地的有序链接。在教育系统内，需积极推进教育体制、评价体系、师资聘用与评价体系改革，为文化科技融合力量的成长提供沃土，避免因传统评价体系的束缚而将改革创新、跨学科研究视为“异端”，防止教育科研体系与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及国家战略脱节。应充分激发教育系统人力资源优势，激活闲散或低效人员的文化发展潜力。其他部门在文化与科技的逻辑关联上亦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可率先对科技与文化含量较高的部门进行链接，建立常态化、深度化机制，激发其投入文化科技融合的积极性。运用最先进科技手段促进文化新形态、新业态培育，涉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出版、影视等传统部门，乃至所有党和国家相关部门，使每个部门都成为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文化创新发展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生力军。这需要从党中央、国务院层面建立机制，以落实上述方向性、原则性理念。同时，需紧密跟踪科技前沿，统筹把握传统科技、基础科技、方兴未艾的新科技、新质生产力及未来科技，重点布局高成长性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应坚定不移践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在全社会形成研发利用人工智能的良好风尚，树立“善用者荣、排斥者耻”的导向，鼓励全民全学科深度拥抱智能文明时代，形成人工智能自觉。需系统构建“科技是手段，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国家发展是目标”的基本认知，在高等教育领域培养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AI人口，包括人文AI人口。在文化创作领域，要在全球范围内培养能深度利用人工智能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创作生产的新生力量，以保持中国文化发展活力，增强未来国际文化竞争力。着眼长远，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中国应瞄准后人工智能时代，以更具战略意义的新科技进行提前布局，确保未来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受负面影响。除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对成熟且持续发展的文化科技体系外，国家层面需培育文化科“特种兵部队”，在极个别前沿机构与领域（如部“双一流”高校）进行重点、系列化布局，开展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艺术等当前尚处概念阶段但未来符合人类文化逻辑演变的文化形态与业态的前沿研究试验,确保中国在该领域的前沿地位。

第三，空间拓展与布局层面：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激发多元主体活力。“十五五”时期，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需在国家统一规划布局下，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原则，鼓励多元化、多样态发展，激发各层面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中国目前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东西、南北、城乡差异显著，“十五五”期间难以完全消除。因此，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又要突出部门与地区的特色优势，坚持“两点论”与辩证法，避免顾此失彼。例如，科技部门应强调科学研究的前沿性与研发的国际性，围绕国家科技总目标汇聚全球资源，打造“科技利剑”；而文化领域则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国别性，认识到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其主观性不可避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民的国别认同、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基本元素，需严防不利于国家文化发展、总体发展及战略实施的人为因素干扰。“十五五”期间，文化部门需高度重视国民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就地区而言，肩负国家重大战略使命的地区（如被确定为国家战略腹地的省份），必须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特殊时期为国家复兴充当“底牌”的责任，针对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进行系统性文化布局，包括文化基础设施、机构建设、内容规划、作品持续输出及文化场景适配等，做到有备无患。同时应树立“当今世界没有突发事件”的理念，一切皆应在规划与掌控之中，任何“突发情况”均是提前预见范围内的事件，只是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具有不确定性，需做好充分文化应对。而对于更多承担常态化和平环境下文化发展任务的地区，则可采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维持常态发展。在机构层面，文化产业的“国家队”“地方军”“游击队”及“个体户”均需发挥各自特点与优势，在国家总体战略下找准定位，实现自身发展与文化协同、国家战略的良性耦合，达成互鉴合作、互惠共赢，充分激发全民文化发展活力与潜力。这需要系统的规划、政策设计与资源保障。在财政、金融、土地、税收、版权等方面，需重新梳理并构建适应“十五五”发展形势与需求的体系，坚持规划的长期性与政策的稳定性、灵活性辩证统一，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与规划工具效能，确保“十五五”时期通过文化科技融合及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创意产业与文化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最终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经济科技硬实力及总体竞争力的提升，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这是赋予当代中国人的时代使命。

四、结语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文化产业规划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面对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和国内发展转型升级的双重挑战，文化产业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既要把握“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又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挑战。规划编制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内容创作上，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打造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市场性的文化精品；在技术应用上，要抢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发展机遇，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在空间布局上，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同时要建立健全规划实施的动态评估机制，通过大数据监测和效果反馈及时优化调整，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重点要围绕提升文化原创力、增强国际传播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等核心任务持续发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

（文章来源：四川干部函授学院学报；作者：蔡尚伟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赵悦彤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