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中美可能会发展成各自独立的科技体系,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实施国产化替代战略迫在眉睫。尽管中国信息创新生态系统对欧美存在路径依赖,但还是具备一定的国产化替代条件。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国产化替代需要抓住 5G 技术的机会窗口,同时要加快中国信息产业核心部件的研发,组建企业联盟共建创新生态系统,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
关键词:创新生态系统;信息产业;国产化替代战略
台湾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2019年 4月在出席 "突破困境、迎接挑战"研讨会上预言,中美将爆发终极的科技战,未来科技发展及架构面向将没有G20只有G2,就是美国、中国大陆竞争各自定出来的规格标准,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世界,两套体系",中美科技将出现分家。正如郭台铭所预言的那样,仅仅在一个月之后,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把华为公司加人其实体清单,随后高通、英伟达、因特尔等公司终止对华为提供芯片,谷歌暂停与华为的业务,这些商业往来包括硬件和软件转让与提供技术的服务,ARM宣布停止与华为的合作与架构授权, wi-Fi联盟和 JEDEC（半导体标准）联盟把华为踢出了会员资格,从芯片到系统到架构再到技术标准,美国对华为的围追堵截的策略是由浅人深的,在中美的信息产业竖起了一道高高的科技柏林墙。华为被 wi-Fi联盟和JEDEC（半导体标准）联盟出示禁令，意味着华为不能参与相关标准的制定，未来技术受到限制。无论Wi-Fi标准还是JEDEC标准,都是连接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为不能关起门来开发自己的产品,华为乃至中国的信息产业更应该考虑建立自己的技术标准。 美国借贸易战之名建立科技柏林墙,从底层架构到操作系统,再到外围设备,或将导致中美在信息产业甚至广阔的产业领域建立自己独立的的技术标准,中美很大可能会发展各自独立的科技体系,建立独立的创新生态系统,使全球信息产业的技术轨道出现分叉,中美科技系统很可能要分家。技术轨道分叉对于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发展既有困难,也给了中国在科技发展路线上换道超车的机会,因此,有必要思考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国产化替代战略问题。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起始于
Moore（1993）[1] 所提出的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他从生态学的观点将企业与外部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类比于生物种群与外部环境的关系。Adner（2006）[2]在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 它是企业与外部相关产品配套主体所形成的类似于生物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的合作伙伴关系。国内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涉及企业层次、区域层次、产业层次与国家层次。
例如,黄鲁成（2003）[3] 分析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特征与运动规律;吴绍波和顾新（2014）[4]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 统协同创新的治理模式;张利飞（2015）[5]研究了高技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上下游技术种群的耦合关系;李福和曾国屏（2015）[6]研究了创新生态系统的共生力、平衡力、组织力和生长力的四力健康评估模型;曹如 中等（2015）[7]以田子坊创意园区为例,研究了区域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动因与功能;王宏起等
（2016）[8]结合新能源汽车比亚迪的案例,研究了新能源汽车创新生态系统的演进机理;李其玮等（2016）[9] 分析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知识优势的形成;徐建中等（2016）[10]以电信产业为例,采用粒子群算法对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评价;王丽平等（2017）[11]研究了科技服务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价值共创模式;辜胜阻等（2018）[12] 分析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措施; 陈劲等
（2018）[13] 结合国有企业创新案例, 分析了建设新型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加速国企创新发展的六大典型路径;曾赛星等（2019）[14]研究了重大工程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的演化规律,探讨了创新场对于创新力提升 的影响机理。从国内有关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来看,还没有文献基于中国信息产业的特点,结合中美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分析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在美国围追堵截条件下的国产化替代战略,因此,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实施国产化替代战略的必要性
在美国围追堵截条件下,中国信息产业实施国产替代化战略,自建创新生态系统,是出于政治需要、技术需要以及国家安全的需要。
（一）政治需要
从政治角度看,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在同一创新生态系统内利用其技术体系发展壮大起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综合国力的提升引起了美国的忌惮。从利益上看,中国日益强盛的综合实力,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领导霸权地位和单边主义诉求;从文化背景上看,中国的东方文化主张包容,而美式的牛仔文化推崇零和博弈。美国人一旦认定这两点,就会把中国威胁论转化为实际 行动,
为此,美国在 2019年采取措施在科技上与中国脱钩。例如,2019年 5月 16日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为封杀华为铺路,5月 21日谷歌、英特尔等公司断供华为;5月 22日《华尔街日报》美国放缓对芯片企业聘用中国籍员工的审批;美国埃默里大学突然关闭李晓江和李世华教授夫妇的实验室,并强制遣返;5月27美国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10所大学列入美国商务部制裁名单。美国所采取的隔离措施,不仅仅局限于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输出高端技术,更是禁止美国科技人员与中国进行科技交流,造成中美科技隔离的实质状态。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担忧,可以理解,因为长期以来美国一家独大,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害怕在科技发展的行进路线上被中国追尾撞车。在现有的欧美主导的信息产业的创新生态内,美国占据着主要的技术环节的核心技术,美国不会让中国在现有科技体系内发展壮大,一旦中国发展壮大到影响其霸权地位的时候,美国就会利用其在创新生态内的核心技术卡中国脖子,所以就出现了2018年美国制裁中兴,2019年美国制裁华为的事件。
（二）技术需要
从技术角度看,中国在美国的科技隔离状态下需要发展自己独立的技术标准接口。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脱钩最有可能使中方技术系统独立发展,发展出独立的技术标准。俄罗斯有前车之鉴,冷战 中的俄罗斯军工系统在技术上与美国长期隔离,在封闭条件下俄罗斯军工系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技术标准与接口,没有挡住俄罗斯在军工领域保持优势。从历史上看,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就是冷战中美国对中国进行科技封锁的条件下实现的,中国的两弹一星与美国就是不同的技术标准接口;中国载人航天器是中美科技"脱钩"发展的结果,中国在航天航空领域也与美国是完全不同的技术体系,但并不能阻止中国在航空领域的发展,截至
2018年12月,中国成功发射 35枚火箭,而美国只有 30枚。在未来几年里,中国将发射世界上最重的火箭并建立国际空间站。在航空航天领域,从短期看美国的遏制是有效果的,但从长期看却推动了中国的自主创新步伐。在信息产业领域,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脱钩,最大的可能是在科技隔离状态下中国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与标准接口。比如,Wi-Fi联盟和 JEDEC（半导体标准）联盟把华为踢出会员资格,华为可能就需要自建一套标准,手机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技术接口。在华为的高端旗舰机型中
（如华为 Mate
20 系列）,已经没有使用 sD 卡技术标准了,而是使用了自己的 NM 卡的技术标准的存储技术,与原有 sD 卡标准接口已经不兼容。所以,美国在信息产业对中国卡脖子一样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 中国无非需要另建生态系统,另辟技术轨道,发展独立的技术系统。在科技进步的行进路上,中国信息产业新生态另辟技术轨道,也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三）国家安全需要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中国信息产业也有必要自建创新生态,实现国产化替代。国外设备与软件可能存在"后门"与漏洞,这些设备如果用在航天、装备、党政办公领域,将可能泄露机密对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些设备用在交通、电力、银行等国家战略行业,如果因为"后门"被国外控制,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2019年 3月委内瑞拉开始大规模停电,从安第斯山脉到加勒比海岸地区陆续进人断电状态,停电以后委内瑞拉的主要交通系统全部瘫痪,基础设施陆续失效。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利用电力系统的后门进行"电磁攻击"导致国内混乱。同样,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如果依赖国外系统与软件,在特殊时期尤其是战时,国外的系统攻击很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为此,推进中国信息产业自建创新生态,实施国产化替代战略,推动关键设备自主可控,提高信息安全的防护水平,堵住安全漏洞已迫在眉睫。
二、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对欧美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最早起始于生物生态学的研究,即某种生物的进化与选择存在多种路径,这种进化与选择受到偶然随机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基因控制与选择机制,在进化过程中基因自动跟随遗传。生物学家古尔 德在研究熊猫的拇指案例过程中发现,熊猫的两个拇指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但却通过生物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延续下来,因此明确提出了路径依赖的概念。受生物学研究的启发,阿瑟在技术创新的研究过程 中引人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技术演化依赖于初始状态,技术的初始状态的偶然事件影响着技术发展的走势,决定着技术的进化方向。由于收益递增机制的影响,这种技术进化的选择方向可能并非经济最优选 择, 但由于路径依赖特征却很难被其它技术所取代。
技术选择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 OWERTY标准键盘,OWERTY键盘由于最早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它的击键速度远远比不上后来设计的 Dvorak键盘,但由于消费者习惯了 OWERTY键盘的使用,路径依赖使得 Dvorak键盘并未取代
OWERTY键盘。 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由于技术垄断性、消费者习惯、资产专用性等多种特性对欧美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一）技术垄断性
2018年的中兴事件和
2019年的华为事件告诉我们, 欧美国家在信息产业领域是全球最顶级的供应商,例如,芯片掌握在高通、英特尔等美国公司手中;芯片设计软件 EDA掌握在
Cadence、Mentor、synopsys 三大美国公司手中; 被称为芯片之母的高端光刻机, 全球只有荷兰和日本尼康和佳能拥有, 其中荷兰的AsML的全球份额超过
80%。 根据工信部 2019年对 30多家大型企业 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 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 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15]。 在产业全球化的今天,即便美国放弃了制造环节,但是美国仍然掌握着信息产业主要上游供应环节的核心专利,这些专利在美国的控制下大部分形成了技术标准,由此控制了全球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技术走势,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要想从这个技术走势的惯性中摆脱出来的难度可想而知。
（二）消费者习惯
美国对于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控制,不仅仅体现在核心技术上,更多的是全球消费者已经习惯了欧美信息产业生态系统所开发的产品,习惯了产品的使用。如果中国的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要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技术轨道,要改变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乃至生活方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在华为制裁事件中,谷歌禁止华为手机搭载谷歌地图、谷歌支付等手机应用,那么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者在购买华为手机之后,无法使用谷歌地图与谷歌支付,而中国消费者在中国境内也不能使用微信支付与百度地图,这会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不便。而在海外市场,华为也找不到更好的替代方案,例如,百度地图在海外做得很不精确,微信支付在海外的使用也并不普遍。 最终,华为手机会丢失大量的海外市场。 虽然美国商务部在 2019年 8月 19日发布了延期 90天的临时许可,但是谷歌的软件服务却并不在被允许之列。美国禁令使华为手机欧洲市场份额,从第一季度的 24.9%下滑至第二季度的 19.3%[16]。
（三）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概念, 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用作其他用性质的资产,即改变该资产用途后其价值会大大降低。中国信息产业在欧美的创新生态之中往往处于供应链下游,其资产是专用于国外既有创新生态的接口,要改变现有产品的技术轨道需要付出巨大的沉没成本。例如,目前国内本土企业的硬件与应用软件产品主要还是基于国外数据库与硬件系统进行中间件的开发和部署,国内企业无论是要做国产化的硬件还是软件,都需要重新调试接口,建立新的生态系统,而原有的生产硬件系统的设施与设备基本上都得替换。此外,原有系统的硬件与软件人才,其知识结构都匹配于国外创新生态的,那么在国产化替代过程中,建立新的创新生态得重新招聘新的硬件与软件工程师,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成本。拿华为的鸿蒙系统而言,虽然华为在遭到谷歌终止授权之后早早提出了鸿蒙的备胎计划,但迟迟没有搭载到新的手机产品上,例如华为在20l9年9月发售的mate30pro仍然搭载的是安卓系统,其重要原因在于,鸿蒙系统的开发,不仅仅是兼容安卓这么简单,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需要建立新的硬件指令集,对接各种新的硬件与软件。
（四）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中国信息产业自建创新生态,另辟技术轨道,很可能会丧失原有创新生态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在 全球化分工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信息产业很多企业也只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全球供应链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产业分工深化,通过全球采购、全球制造和全球销售,实现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配 置效率的提升。 中国企业如果另建创新生态系统,可能会丧失在原有技术轨道分工体系中的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效率。
三、新形势下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国产化替代条件
新形势下中国信息产业要另建创新生态系统,实施国产化替代,必然要建一条不同于美国的技术轨道。一条新的技术轨道的形成与更替受到技术生命周期、核心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与规模、外部环境（如制度环境、竞争环境、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林敏等,2013）[17]。从中国信息产业本身的技术窗口机会条件、市场需求条件、竞争环境条件等初始条件来看,中国信息产业自建创新生态,另辟技术轨道还是具 备一定的外部条件。
（一）技术窗口机会条件
由于技术轨道的不连续性,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技术突变式的进步,进而形成技术轨道的跃迁。在新技术形成初期,由于技术还不成熟,技术门槛不高,这对于落后者形成技术进人窗口,是一个实 现技术追赶的机会。对于中国信息产业而言,5G技术的出现,是实现技术轨道更替的最好进人窗口。在过去信息产业的发展过程中,1G、2G、3G、4G中国都是采取技术跟随策略,在技术轨道上跟随欧美进行顺轨创新,因此美国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无论是专利数量还是技术标准,美国都遥遥领先,高通等企业依靠专利收取了大量专利费用。 而在 5G技术上,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技术壁垒较低,个别中国企业如华为实现了弯道超车。 在 2019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 华为副总裁鲁勇透露华为在 5G上的专利世界第一,在标准的专利方面应该是提供了 16000多个 5G标准体验,占比达到 20%。美国的所有企业的 5G核心专利的占比不到l5%[l8]。
此外,现行产业技术轨道的技术极限也可能成为技术轨道跃迁的触发条件。一般而言,产业技术的进步呈现出 s型的增长态势,技术进步到了一定程度,受物理或者自然条件的约束,其技术参数会达到饱和的上限。如图l所示,技术曲线sl到了一定程度会达到参数饱和上限Tl。而随着技术进步,技术曲线s2可能有更好的技术性能,存在更高的技术饱和参数 T2,那么,技术轨道 s2 就有可能实现对技术轨道 s1 的更替。以目前中国华为引领的 5G 技术而言,相对于 4G 技术存在无可比拟的优势,例如100M 网速的 4G 网络的理论最高速度是 12.5MB/s,而 20l9 年华为与印度电信巨头 Bharti Airte 完成的首个 5G 基站的网速测试传送数据数率超过 350MB/s。5G 相对于 4G 的速度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飞速的速度可以实现人与物, 物与物等之间的快速连接, 5G 技术把城市基础设施、家居生活、外部物流等融于一体,例如, 人们梦想已久的汽车无人驾驶技术在 5G 技术条件下将变为现实。为此,中国引领的5G技术在目前存在良好的技术轨道更替条件。
（二）市场需求条件
市场需求是创新生态系统进行技术轨道更替的根本动力,当一个产品的需求得以增加,企业就会扩大规模,上下游的配套产业链都会得以发展,形成供应链生态系统,一个产品的设计范式就可能成为主导的技术标准。需求规模决定了技术轨道的延续性,当需求方向发生改变时,产品的技术轨道也会跟着发生相应的改变。美国对中国发动科技战,中国信息产业自建创新生态系统、更替技术轨道最大的底牌就是拥
有l4人的中国庞大市场。现以华为为例,美国限制华为进人美国市场,谷歌停止与华为的合作,华为手机其实在欧洲市场也已经受阻,但是,极端的情况,华为即便仅靠中国市场就能存活。根据第一财经报道, strategyAnalytics高级副总裁 DavidKerr称, 中国预计 2020年将成为最大的
5G智能手机市场,2020年5G手机销量可能达到 8000万。华为具有绝佳优势占据中国 5G智能手机大部分的销量,并重新获得其全球智能手机的地位[l9]。国内运营商中国移动携手华为在20l9年启动了5G网络建设工程,预计到20l9年底将覆盖 50个城市;截至 20l9年 8月中国铁塔已经接到运营商关于 5G（基站）的建设需求 6.5万个。 庞大的中国市场为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技术轨道更替提供了应用基础。
（三）竞争环境条件
外部竟争是产品技术轨道更替的重要因素。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产品竟争异常激烈的时候,一方面,它可以使得更具优势的产品技术轨道在竟争中胜出;另一方面,不具备竟争优势的产品技术轨道可能面临淘汰。显然,在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中,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很多产品是无法与国外成熟产品抗衡的。以芯片为例,中国芯片大量依靠国外进口,20l5年芯片进口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20l7年进口额达到了 260l亿美元,根据 ICInsights数据显示,中国芯片自给率仅为 l0.4%,除了移动通信终端和核心网络设备领域芯片产品占有率超过l0%外,其余在如服务器、个人电脑、工业应用的微处理器,半导体储存器 部分国产芯片占有率几乎完全空白。美国英特尔、高通等公司对华为芯片的断供,其实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举措,因为这样会迫使华为在构建创新生态的时候更多地采取国产化替代措施,例如,华为转而委托中芯国际等国内公司代工,中芯国际不是不能做芯片,只是不能做到
7 纳米的高端芯片,l4纳米的芯片也可以量产。一个产品技术轨道的成熟,离不开该产品在市场中的应用与试错,美国的外部封锁恰恰为中国芯片提供良好的应用与试错机会,中国芯片长期发展不起来恰恰是因为在国内市场面临美国芯片的竟争,市场空间受到挤压,没有应用的机会。 核心技术的发展成熟离不开市场的支持,新产品的技术轨道如果没机会到市场去试错,没有在试错中逐步持续改良,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很难达到用户满意的水平。为此,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恰恰为中国信息产业自建创新生态、另辟技术轨道提供了成长空间。
四、新形势下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国产化替代策略
美国对中国信息产业的围追堵截,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自建生态,另辟技术轨道,实施国产化替代战略,其具体国产化替代策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抓住 5G 新技术、互联网经济新模式的应用
实现国产化替代5G技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使中国信息产业的软硬件产品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 4G设备与技术都面临着淘汰升级。在 4G技术领域由欧美主导,中国落后太多,但在 5G新技术领域,以华为为代表的企业引领着全球技术的发展。因此,国内 5G技术的上下游产业链可以趁新技术应用的发展机遇,通过自建创新生态与技术轨道更替实现弯道超车,替代国外的硬件与软件产品。在移动 互联网领域,中国诞生了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一批龙头互联网企业,在移动支付、云技术、搜索等领域
全球领先,某些方面甚至建立了独立的生态系统。例如,移动支付方面,中国国内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移 动支付工具所建的生态系统发展得非常好,国外都不甚普及。
（二）加快中国信息产业核心部件、"卡脖子"产品的研发
中国信息产业自建创新生态、另辟技术轨道离不开核心技术储备的支持,中国信息产业如果没有任何技术储备,不可能顺利进人新的技术轨道并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华为制裁事件再次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的论断,将让中国彻底抛弃幻想,立足于自主研发。在航天领域,中国发展"天宫"系列空间站也是因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拒绝中国参与;中国自主研发北斗导航卫星是因为西方国家拒绝中国参加欧洲伽利略定位系统。在国防领域,时至今日西方国家仍然坚持对中国实行军用元器件禁运,中国不少军用元器件就能做到自主研发,不少武器装备的电子系统的元器件目前实现了百分之百自主化。对"中国制造 2025"计划而言,早制裁比晚制裁好。 现在制裁,中国可以及时调整技术轨道,使用自主研发的元器件,给予国产芯片等重要元器件在应用中试错的机会。如果到了 2025 年中国信息产业全面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之后再制裁,反而不利。因此,美国现在对中国在核心技术上卡脖子,对"中国制造 2025"计划是有利的。
（三）中国信息产业的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共建创新生态系统,在新的技术轨道上彼此配套支持
一个新的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需要上下游企业协调配合,孤立的一家企业是做不起来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的。在信息产业,美国集国家之力孤立华为,对华为所需元器件断供,虽然华为也抛出了海思芯片、鸿蒙系统等备胎计划,但是,华为一家企业是做不起来一个生态的,比如鸿蒙系统如果没有微信支付、各类打车软件的配套支持,就没有消费者愿意使用鸿蒙系统,鸿蒙系统无疑会胎死腹中。美国 2018年制裁中兴,2019年制裁华为,以后很可能会制裁小米,也可能制裁中芯国际,很难说以后会制裁中国信息产业的其它哪家企业,所以中国信息产业的企业一定要丢掉幻想,也要和华为站在同一个战壕内,团结起来,构建信息产业联盟,彼此配套支持,发展中国自己的创新生态。国内企业要协调一致,加快国产硬件企业、软件厂商产品、技术之间的适配,从而实现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替代。目前,国内本土厂商的硬件与应用软件产品主要还是基于国外系统设备与数据库系统进行中间件的开发和部署,今后,这些国内硬件与软件产品要更注重和国产数据库、国产中间件、国产操作系统做好适配工作。
做好了适配工作,就能为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性替代国外产品打下坚实基础。
（四）中国政府要加大对中国信息产业新的技术轨道的支持力度,发扬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
首先,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要支持信息产业的国产产品,给予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在新的技术轨道上的应用与试错机会,让国产芯片与软件接受检验和磨砺,只有给予试错机会,中国信息产业在新的技术轨道上才能不断走向成熟。在 2018年中央国家机关发布的新采购名单中,龙芯、申威、飞腾等国产CPU都被列人了政府采购名录, 中央国家机关采购的台式机和笔记本还都要求预装国产 LINUX操作系统。虽然国产芯片与软件暂时还不够成熟,但国产芯片与软件具备自主可控的安全优势,能够基本满足政府办公需求。其次,国家围绕新技术轨道的需求制定科技攻关计划,针对中国信息产业创新生态急需的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投人大量开发资金与人力,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在 2019年 5月美国制裁华为之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了 2019年度专项项目"移动网络基础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项目指南",研发核心器件与芯片。最后,政府应该发展中国信息产业的集群生态,推动产学研合作。中国应该参考硅谷集群的发展模式,企业提供风险资本,一流的研究机构与大学进行信息产业的基础研究,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人力资源,产学研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推动强强联合。例如,华为鸿蒙系统的研发就是由上海交通大学陈海波教授领衔开发,是中国信息产业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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