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贵州设立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来，取得了优异成绩，占领了全球大数据发展高地。为了剖析和持续推进贵州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为视角，认为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是要素禀赋结构和相对应的比较优势，大数据时代是贵州脱贫致富、同步小康的重要机遇期；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贵州大数据产业的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决定未来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是企业自生能力，要遵循比较优势，创造竞争优势，持续推动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大数据；大数据产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高质量发展

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大数据已然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战略资源,堪比工业时代的“石油”。大数据相对于小数据而言，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尽管目前关于大数据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一般认为大数据可以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三种类型，具有体量巨大、类型多样、传播速度快、蕴含价值高的特征，且大数据产业的三类业态——核心业态、关联业态和、衍生业态——已经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传统的各行各业，并由此此引发了多种多样的新兴业态。大数据事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状况和政府治理能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对于中国来说大数据产业既是“弯道超车型产业”，更是“战略型产业”，而究竟将来会成为“领先型产业”还是“追赶型产业”则取决于当下大数据产业政策的战略布局。[[1]

《自然》杂志以“大数据”作为封面专栏进行讨论以来，各国开始大力发展大数据，推出各种政策措施。其中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印度、日本、和韩国等相继颁布了推进大数据发展应用的政策文件，致力于抢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黄金机遇期。[[2]]为了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应用，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统计局出台了一些支持政策，上海、重庆、天津、贵州等省份也率先颁布了大数据支持政策，2015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并鲜明指出将贵州省作为当年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此后，于2016年10月又批复同意设立京津冀、珠三角、上海、河南、重庆、沈阳、内蒙古七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并成功打造了中国的大数据产业典型——贵州样本。[[3]]以至于在当下的中国大数据语境中已经形成了“谈大数据必谈贵州，谈贵州必谈大数据”的倾向。但是对于贵州大数据产业的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且随着贵州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结构转型、动力转换已经提上日程，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调整和转变将成为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本文以结构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即新结构经济学为视角剖析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新结构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者林毅夫于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提出的，自提出后经广泛讨论已经成为产业政策分析的一个相对成熟的范式。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变迁，核心观点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 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4]]基于新古典分析方法，在批判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有效市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强调“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的软硬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认为要发展金融服务业，形成最优金融结构；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把握人力资本投资规律；准确理解刘易斯拐点的二元前提，突破狭隘的人口红利认知；经济开放要符合比较优势，转型经济体宜选择双规制而非休克疗法；提倡以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等等。[[5]]可见新结构经济学对于探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以及由此推动的结构转型和动力转向具有重要的镜鉴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具有其必要性，产业政策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国内的产业主要分为追赶型、领先型、退出型、弯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共同作用。[[6]]结合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实践，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第一，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是要素禀赋结构及比较优势；第二，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的制度基础；第三，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是一个连续谱，发展期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表现为软硬基础设施的不断配套完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和政府是大数据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的四大驱动力量；第四，企业的自生能力是遵循比较优势的的结果，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要遵循比较优势。

二、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基础：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一）大历史视角下的贵州发展回溯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山多、洞多、石多，平原少、水利少、光照少，在农业文明时代无发展优势；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贵州也主要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没有发展出发达的重工业和特色轻工业。然而在原始时代，贵州的观音洞文化却是旧石器时代三大文化发祥地之一，与北京周口店、山西西候度齐名。从旧石器时代到农业文明时代再到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状况，其体现的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结构的重要性和适应性。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居住和石器打磨的便利性孕育了观音洞文化，农业文明时代由于自然禀赋不利于农业耕作贵州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工业文明时代由于自然禀赋的限制和错失发展轻重工业的重要机遇，造成了贵州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虽然近六年来贵州省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全国前三，但是经济发展落后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贫困人口多、贫困深度重、贫困发生率高、扶贫难度大，穷根难拔已经成为现在贵州精准扶贫中的一大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贵州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贵州由于工业转型压力小，生态农业优势大，发展潜力优势明显，反而更加有利于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而对于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来说，上述的缺点也辩证地转化成为大数据布局的优点：“天无三日晴”的凉爽气候是大数据布局的环境优势；“地无三里平”、山多则有利于发展水电，煤炭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火电；“人无三分银”则刺激着贵州人民朝着全面小康的美好生活不懈努力。贵州省具备发展大数据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贵州大数据产业具有先天、先发、先行优势。先天优势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禀赋上，气候凉爽适宜无风沙、地质结构稳定无大地震、可供开发的水电火电原材料丰富等；先发和先行优势主要体现在贵州的大数据基础设施、大数据产业链、大数据人才贮备、大数据专项资金配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7]]

（二）数字时代贵州发展的战略机遇

数字时代是贵州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贵州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的机遇期。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要素禀赋和一定的比较优势。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行动是贵州经济持续发展的引擎。相对于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有所放缓而言，近五年来经济发展增速平均保持在10%以上，并于2015年突破一万亿，并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就大数据产业而言，据统计，2012-2015年，贵州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从450.9亿元扩大到2011.5亿元，年均增长64.6%，2017年全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39.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值为118.64亿元，比上年增长86.3%，大数据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市场主体加快发展。[[8]]

大数据文明时代，贵州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发挥先天先发先行优势，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是实现后发赶超的关键举措。“大数据和互联网是一个全新时代，无论先发后发，无论贫困富裕，问题相同、机遇相同、起跑线相同。谁能率先认识其规律、把握其规律、运用其规律，谁就能抢占先机，获得主动。”[[9]]贵州近年出台的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既相互关联又相辅相成。因此，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牵引作用，发展好大数据扶贫和大数据生态，促进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互联互动，助力贵州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三、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两只手”：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一）有效的市场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无形之手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首要制度前提是一个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意味着能够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或者说有效市场提供的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来选择技术和产业，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同类型产品在国内外的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创造最大的生产剩余，促进资本积累，实现产业不断升级转型。[[10]]贵州的市场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实践之所。近年来贵州不断改革创新，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市场环境。针对大数据产业，为了规范和引导市场，贵州还专门制定和出台了关于全国首部关于大数据的地方法律法规《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在《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第十八条中明确规定：“培育数据交易市场，规范交易行为。数据资源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 原则，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数据交易应当依法订立合同，明确数据质量、交易价格、提交方式、数据用途等内容。推行数据交易合同示范文本。”[[11]] 这对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投资逾百亿在贵州建设南方数据中心，初步估计建成后服务器规模将超过200万台；同时，世界名企亚马逊、英特尔、IBM、谷歌、微软、Facebook、阿里、华为、中兴、腾讯等大数据前沿企业相继与贵州达成合作。在2017年5月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与51家国际企业签约119个项目，签约资金166亿元，对接企业达1479家，意向签约项目235个，资金约256亿元。2017年7月，苹果公司与贵州达成合作拟投资1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此外，阿里巴巴大数据学院、华为七星湖数据中心等也落地贵州。[[12]]可以说贵州省建设适合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已卓有成效，但要不断向建设一个“有效的市场”前进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且国际国内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竞争压力在不断加大。

（二）有为的政府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有形之手

有为的政府是完善大数据产业发展软硬基础设施的必要制度支撑。其中制度基础设施又有软硬之分：“‘硬’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港口设施、机场、电信系統、电网和其他公共事业。‘软’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制度、法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价值体系和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13]]在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2014年2月贵州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大数据发展运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并且印发了《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将大数据确定为省级战略；2015年2月首个国家级大数据产业集聚示范区在贵州挂牌成立，同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贵州大数据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14]]

为了规范和引导大数据产业良好发展，推动大数据发展应用，运用大数据促进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管理能力、服务改善民生，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6年1月15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又通过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其中《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对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相关规定主要有：（1）明确了大数据的定义和发展原则。（2）明确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大数据发展中的作用，从省级到市（州）级再到县级政府高度重视促进大数据发展。（3）出台了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的软硬基础设施配套措施。（4）倡导大数据开放共享、安全管理和法律责任。

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有为的政府是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必要制度支撑。促进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既体现了一个有为的中央政府的战略引领作用，又需要贵州省建立一个有为的地方政府去进行实践摸索和模式创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需要不断发挥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金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作用；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教育科研、培育社会资本等以更好促进大数据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贵州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需“两只手”协同发力

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发力。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的鲜明主张和生命力所在，也是新结构经济学引发热议的症结之一。正如朱富强教授指出的，“林毅夫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关注并带来强烈的争议,根本原因在于其中的‘有为政府’概念、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动机’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限政府’概念、自发的‘市场机制’以及‘企业家精神’等发生了激烈碰撞。”[[15]]广泛干预和放任自由的不可行已经被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所证明，而就产业政策而言有限政府与有为政府并不直接矛盾，积极的产业政策更是建立在有效市场上，强调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同时，有为政府完善产业发展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并自觉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个有效的市场可以提供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合理引导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发挥企业家精神，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实现“熊彼特型动态增长”促进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一个有为的政府则可以通过完善或者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中更好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的软硬基础设施，弥补外部性问题，降低交易费用成本，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风险较大的情况下提供激励，从而降低生产风险和生产成本。所以对于大数据产业高质量而言，既离不开有为的政府，更离不开有效的市场，要在发挥有效市场这一首要制度前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轮机制推动贵州大数据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贵州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激发企业自生能力

要顺利实现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除了两只手以外，还必须重视企业自生能力——“一个处于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 具有正常管理水平的企业, 无需依靠政府或外部补助就可以预期获得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正常的利润水平的能力。”[[16]]对于贵州大数据产业而言，企业自生能力直接决定了未来发展的成败。在当前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贵州政府已经出台了许多积极的支持政策，提供了较好的‘软’基础设施，但2016年以来中央又批复同意设立京津冀、珠三角、上海、河南、重庆、沈阳、内蒙古七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其中京津冀、珠三角、上海和重庆软硬基础设施都相对较好且发展很快，后来居上，各大综合试验区已经拉开了竞争的帷幕，全球范围内大数据产业的竞争布局也已经全面铺开。在政府政策逐渐趋同或者无明显差异的未来，谁拥有较好较强的企业自生能力谁就将生存发展，谁的企业自生能力较差较弱就将被淘汰和边缘化。因此，一方面要贵州省要正确认识其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结构及比较优势，用好先天先发优势和先行先试政策，在遵循比较优势中培育企业自能能力；另一方面，摆脱过度依靠政府培植和扶持的外部依赖，既要发展好大数据产业，同时又要利用大数据产业牵引带动核心业态、关联业态和衍生业态，同时培育和发展多样化产业和替代性产业，避免陷入单一产业锁定的陷阱。

四、贵州大数据产业的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大数据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说大数据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是一个连续谱。大数据产业发展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有一个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的过程。美国著名管理学家Ichak Kalderon Adizes将企业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和十个时期，两个阶段指成长阶段和老化阶段，成长阶段包括“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和盛年期”，经过“稳定期”后进入老化阶段，老化阶段包括“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17]]当下大数据产业发展仍然处于“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这样的一个成长阶段，贵州大数据产业也处于一个初创期，国内外均没有成熟可借鉴的发展模式，因此必须自主探索。对于贵州省大数据产业而言，在每一个时期，影响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则内生了与大数据产业、大数据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

在大数据产业的初创期，贵州省将气候环境良好、地质结构稳定、水电火电丰富低廉的潜在优势转化为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显性优势，从低附加值、技术难度小的数据存储着手，并且注重基础性、平台性建设，不断完善产业支撑、奠定基础设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积极完善制度保障、推动顶层设计，注重整合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各种资源促进产业链集群发展，初步形成了“大数据+旅游”、“大数据+健康”、“大数据+交通”、“大数据+农业”、“大数据+扶贫”、“大数据+监管”等民用、商用、政用产业模式，大数据兴业惠民优政的作用不断凸显。当前大数据产业发展在大数据采集、存储、清洗有所发展，但大数据开发、应用、交易、服务发展滞后，有待进一步发展，在“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方面需要不断努力。同时政府作用要与时俱进的调整优化，只有在完善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实现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大数据产业发展要戒骄戒躁、防止冒进，只有冷静思考、科学谋划、打好基础才能更好认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律、把握大数据产业发展趋势、适应大数据产业竞争环境，顺利实现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结构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