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来有为
一、完善服务业行业管理体制
深入推进投资管理制度创新，用好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使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依规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与此同时，要完善事中、事后监管的规则，加强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监管体系建设，推动监管方式由按行业归属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由交叉监管和分散多头监管向综合协同监管转变，开展常态化市场监管。完善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管理机制，规范网络经营行为，保障网络消费安全。继续推进全国统一市场建设，消除各地方对外地服务业企业的歧视性规定和行为。
二、积极探索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和新举措
根据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开放政策，积极探索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和新举措。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平衡好保护和开放的关系，切实提高开放水平。
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外资地区总部和采购中心、结算中心、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将外资单一功能生产型企业转型为区域总部或功能性机构。使外资企业同等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考虑允许外资企业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邻国家和重点市场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协定以及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推动服务业在更高水平上的双向开放。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增强我国服务业全球布局和资源配置能力。
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的建设质量，鼓励先行先试，并有效复制推广成熟经验。着力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质量。
三、切实加强服务业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建设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深入开展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行业内领军企业的作用，分类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标准研制工作，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体系。开展面向新兴服务业态的服务模式、服务技术与服务市场等标准化探索研究。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标准化工作。以促进服务业提升质量、打造品牌为着力点，实施服务业标准化行动。围绕服务业质量监测，针对重点服务业态，加强服务质量监测标准的研制，统一服务业质量监测的基本流程、方法。
四、继续推进和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
以市场化和培育有效竞争为目标导向，继续推进和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将自然垄断环节与可引入竞争的环节分开，逐步放开可引入竞争的环节，面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消除进入壁垒，打破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增强垄断性行业的竞争活力进而降低服务价格、提高服务质量。与此同时，要继续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对重要公用事业、普遍服务等开展有效的经济规制。
五、加强服务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支持国内高校、职业学校加强服务业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服务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构建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体系。完善政府购买培训机制，鼓励职业院校、培训机构提供普惠性服务业职业技能培训。引导高校和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创新应用型、复合型服务业人才培养模式。积极稳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培育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坚持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并举，探索执业资格国际互认，推动境内外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便利流动。
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刘奕：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大力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同时，推动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融合，鼓励科技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不断提升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鼓励竞争、扩大开放，努力引导服务业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应逐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进一步提高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业、文化体育、医疗服务等领域的开放力度，着力提升相关服务领域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应根据新的开放形势修订原有法律法规，填补教育、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医疗、电子支付等领域存在的法律空白。
二是建立联盟、基地、基金、人才“四位一体”的创新机制，统筹服务创新资源，集聚创新合力。实施服务创新计划，积极支持服务企业围绕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开展协作，促进群体加速创新、消费者参与创新、分工与合作创新、基于商业生态的创新。鼓励服务企业与园区、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创新型平台、新兴服务业创新中心；发展创新工场、开源社区、社会实验室等创新孵化平台。构建由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组成的创新联盟，培育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构建服务创新生态圈。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机制，加快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服务企业挖掘、吸引、融合及利用内外部创新资源，鼓励龙头企业利用创新大会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尊重企业家精神和服务企业及园区的探索实践，鼓励微创新、草根创新、共享式创新。
三是围绕创新链配置公共资源，引导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创新发展的环境。创新政策支持方式，由设定鼓励领域和资金扶持转变为引导服务创新方向，引导资金应重点投向以企业化经营为主的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绩效考核、合作机构遴选等配套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各个领域，拓宽创业投资资金供给渠道。在信息技术架构、融资、信用等方面为服务创新提供系统支撑，引导服务企业和合作高校使用“创新券”购买科研相关服务。建立跨部门、跨行业大数据协同机制，推进服务资源与服务数据联网共享；加强对新兴服务业统计制度的研究和实施，改进行业划分和经济统计方法，真实反映、科学评价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的经济社会贡献。围绕激发创新主体和创业人才的动力、活力和能力，推动简政放权，建立多维度人才评价标准，健全完善创新型人才市场化薪酬机制。
四是推动多利益相关方协同共治，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部门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推进跨部门跨行业主管部门的联合协同共治；充分发挥信用体系的约束作用、行业组织的自律作用和消费者组织及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推动社会共治。放宽融合性服务市场的行业准入，研究出台退二进三用地的配套政策，修正混合性功能用地规划限制等阻碍产业融合发展的规章制度；投资建设、回购、统租的创新型产业用房，坚持以租为主、租售并举的配置原则。为适应服务创新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鼓励充分竞争，应及时修订反垄断领域的法律法规，积极出台保护数据隐私及信息安全的措施。
“十四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十四五”期间，服务业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创新、融合、开放、协同”发展方针，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打造高能级服务业发展平台，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结构，以高端化、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品质化、精细化的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以大都市区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服务业发展格局，积极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构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一是立足智能制造升级需求，加速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以高端制造业发展和制造业数字化改造需求为引导，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供给，稳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发展方向上，要围绕制造业高端化发展需求，在提升软件与信息服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的基础上，重点加快科技服务、数字贸易、创意设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重点行业发展，形成特色鲜明、门类齐全、支撑有力、协同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加快建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生态系统。
二是强化服务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应以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性服务需要为主线，重点发展健康服务（含养老）、旅游休闲、现代商贸、文体教育等服务业，积极培育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全面提升生活性服务业质量和效益。
三是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培育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重点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和创意经济等作为服务业创新发展的主要切入点和着力点。鼓励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服务业，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推动服务产品数字化、个性化、多样化；推进产业融合化，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渗透、深度融合及裂变，催生“文化+”“旅游+”“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
四是围绕大都市区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服务业发展格局。遵循服务业不同行业布局规律及特点，根据各地区服务资源和需求实际，对位于不同能级的城市赋予不同发展功能。以基础设施网络为骨架、“互联网+”为媒介、城市主导产业发展带为支撑、特色区块为节点，以点带线、以线促面，形成现实与虚拟交互发展的立体化格局。根据各地区服务资源和需求实际，依托城市、交通枢纽、产业集群、重点开发区和商品集散地，培育壮大一批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与生产生活配套的服务业聚集区、特色小镇、服务业平台等产业区块和大型服务业项目，发展各具特色的现代服务业。
五是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与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取消和调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审批项目，在公共服务领域由原来政府单一提供、直接提供的方式，转变为政府与社会多元化提供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区分教育、医疗、文化、科技、体育、咨询服务等行业中的营利性服务和非营利性服务；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破除服务业行政垄断、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业市场环境，降低服务业行业准入门槛，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更多的服务业领域；完善服务业政策，根据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完善服务业有效供给、服务业企业培育、服务业人才保障、服务业监管等方面的政策。
加快促进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服务业短期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中一些新的服务需求和供给应运而生，对有效抗击疫情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未来市场需求和技术创新的方向，疫情的短期影响难以改变服务业加快发展、创新发展的大趋势。现阶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六稳”需要加快促进服务业恢复稳定增长，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顺应发展趋势，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引导需求有序释放，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服务行业企业的政策支持。在目前已出台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建议针对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文教娱乐业、交通物流等行业企业参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标准，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疫情期间及后续3个月给予服务业企业减免房租、物业费用、经纪佣金等互助支持的企业，凭减免证明可享受抵扣当年房地产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鼓励服务企业加快线上复工和拓展线上服务。鼓励零售、餐饮、文化、教育、房地产等行业拓展线上销售和服务。支持和引导有条件的商务服务、金融保险、研发设计、信息及软件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更多利用远程办公等方式恢复营业和服务提供，为制造业复产提供有效支持。倡导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开放平台、减免服务费等方式，为中小服务企业开拓线上服务提供支持。
三是适时出台促进服务消费升级和加快服务创新的政策措施。按照包容审慎的原则，促进在线教育培训、网络诊疗等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开展试点示范，对于学校、医院增加的设备与技术投入给予专项补贴。支持线上院线等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商业模式创新，加大电影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电影版权交易。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发挥互联网技术不受空间限制的用户触达优势，鼓励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加快智能服务、无接触配送、无接触自取等新供给方式发展。
四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服务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引导各类资本投向公有云、5G、超高清视频终端等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推动柔性生产线、敏捷供应链建设，加快改善信息传输质量以及大规模远程办公的体验，提高多样化互联网增值服务的供给能力。
五是完善灵活用工的制度保障。进一步发挥线上服务和共享经济吸纳就业的“蓄水池”作用，鼓励服务业企业开展共享员工、兼职、非全日制就业等灵活就业方式探索。创新保障模式，支持企业实施综合工时制和适当放宽非全日制员工每天工作时间限制，探索周薪制，完善劳动合同制度及社保缴纳规定。
六是提升服务业治理能力和水平。深化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提升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的能力，提高对远程生产组织方式、在线服务方式的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缩短审批流程。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互联网＋监管”，推行以远程监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探索多元化的社会共治模式，加强数据共享和信息安全保障。
七是注重加强政策解读评估。为了加快恢复全社会良好发展预期，要注意做好国内外信息公开和经济数据解读工作，组织媒体、国内外专家客观、准确解读经济发展形势，切实提高信息透明度；对群众关切的热点、焦点问题，要给予及时、正面、合理的解释。同时，加强政策解读和及时开展实施效果评估，促进各项政策落地，有效促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五点建议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服务业对外开放要坚持遵循渐进开放、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对外对内双向开放的原则，要发挥市场对服务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充分竞争，完善监管，鼓励创新。
一是推动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夯实服务业开放基础。中国服务业发展进步显著，但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面临诸多挑战。例如：行业附加值率偏低，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主，传统服务业比重偏高，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业严重滞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脱节，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不足；服务业领域竞争不够充分，服务业管制过多，监管与治理不能适应新经济新服务的发展等。积极推进服务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齐发展短板，提高服务业供给水平，增加服务业知识含量和附加值，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摆脱高端服务业被发达国家和跨国巨头掌控局面，扭转服务贸易低端锁定的根本出路。
二是确立“服务先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从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虽然早已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但对服务出口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服务贸易领域，缺乏纲领性发展规划。基于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应把发展服务贸易放在整个对外贸易的优先地位，制定“服务先行”战略，就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目标、方针、原则、任务、保障等予以明确。
三是健全服务业开放的相关法律制度。当前中国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尤其是入世时所承诺的部分尚未立法，因此，亟待根据服务业相关部门的重要性，结合时刻表进度，早日健全中国服务业相关法律制度。探索服务业利用外资新模式，在外国企业和外资项目投资过程中实行完全的国民待遇。同时，应放宽银行类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限制，放开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电信、互联网、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有序开放。
四是寻求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理定位。国际经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国际分工当然也由此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阶段。过去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利用最新的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重新测算分析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服务业增加值占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显然，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了。
五是增强外资企业与国内购买方和服务供应商之间的关联度。中国服务业发展和开放相对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制造业企业与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缺乏强关联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发展和开放。
发展智能服务业 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陈健、陈志：我国服务业仍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贸易逆差规模较大，服务效率低下、服务形式单一、标准化程度低、人工成本日益提高等痛点限制了我国服务业发展与创新水平的提升。亟需推动服务业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智能技术相结合，大力发展智能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一是将智能服务业提升至战略高度，激发智能服务业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撬动作用。在推进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方面，我国在智能制造业相关领域的政策已较为完备，而在服务业领域，尽管“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流通”“互联网+政务服务”等细分领域的规划政策陆续出台，但尚缺乏对智能服务业的总体部署。智能服务业涉及面广泛，各相关部门之间多头管理、政策相互矛盾、数据无法共享的问题仍十分严重，亟须形成促进智能服务业发展的合力。未来应尽快明确智能服务业的主管部门，加强智能服务业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明确我国智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分类推进智能服务领域的体制创新，为各细分领域提供政策支撑和方向指引，尤其在制造业服务化等重点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和专项规划。
二是完善和升级基础设施，加快共性技术研究和平台推广，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应设立“智能服务业标准化与应用专项”，为企业的智能服务改造提供专项基金，建设智能服务业示范基地，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服务模式创新、技术方案、标准规范制定、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鼓励有实力的大企业向平台服务商转型，并推动平台在各行业的快速复制。加快数据共享，尤其要推动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另外，还应探索推进智能服务贸易化，依托全球市场形成规模效应。
三是加强智能服务业相关理论研究，创新新兴服务业治理方式。智能服务的实现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需一种结构化的模型和管理方法，使企业的智能化服务改造过程变得可控制和可重复。但目前，我国关于智能服务业的研究还十分匮乏，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应用实践。未来应立足国家全局，在界定智能服务业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构建系统化的研究框架，打造智能服务业从理论研究、技术突破到产品研发应用的生态体系。尤其是针对服务业智能化趋势下出现的新业态、新问题，如数据产权、平台垄断、个人隐私，以及传统服务业从业者的就业转移、智能服务业的统计核算等，找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整合智能服务业领域顶尖人才和研究资源，实现从技术到治理方式的全方位研究和布局。
在促进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中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涛：部署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以此促进产业转型和消费升级，努力实现经济“六稳”目标。
一是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准入。在这方面，要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对服务业准入事项进行分类，凡是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行政审批，凡是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能够有效规范的市场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事前审批。同时，要加快推进保留审批事项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防止以备案、登记等为名实施变相审批，并联范围内的审批事项不得互为前置，以此促进服务供给主体的数量增长和结构优化。
二是建立服务业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要营造内资和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强对行政性垄断行为的规制。
三是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独资经营，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改革完善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扶持政策，促进外贸进出口稳定增长和新动能成长。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加强外商合法权益保护。支持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继续大胆探索，复制推广成熟经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围绕培育市场主体、健全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体系、创新监管模式等内容，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区域和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四是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跨设备、跨系统、跨区域的互联互通和集聚集成，丰富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有利于要素资源的弹性供给与高效配置，提高生产精度和效能，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催生众包众创、智能服务等新模式和新业态，提高服务创新能力，拓展服务业发展新空间。
五是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当前，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已成为发展的新动能，在服务业表现最为突出。但作为新生事物，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过快扩张也带来信用风险集聚、市场风险上升、法律纠纷增多等问题。对此，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突出强调要促进健康成长，相比2018年“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提法更具现实针对性。而如何促进健康成长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特别是避免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构建有效的分类监管模式和协同共治格局。例如，在共享经济领域，要以优化配置现有分散的社会资源为政策导向，体现包容审慎和差异化监管，从而促进服务供求匹配，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
六是发展面向“一老一小”的服务业。养老、托育问题事关千家万户，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积极扩大这方面的服务供给，对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业，对在社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助餐助行等服务的机构给予税费减免、资金支持、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扶持，新建居住区应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还提出要针对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的新情况，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加强儿童安全保障。另外可喜的是，机构改革后的民政部内设机构单设了养老服务司和儿童福利司，有利于强化部门职责，减少职能分割和碎片化，加大相关工作的统筹督导。
七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取得明显成效，市场供求形势随之发生变化。为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八是支持社会力量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就扩大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有效供给提出要求，指出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幼儿园，只要符合安全标准、收费合理、家长放心，政府都要支持；并且要促进社会办医，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随着具体措施的落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求将得到更大满足。
找准发力点 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副研究员邓洲：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需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更要针对国内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面临的现实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融合路径。
一是着力破除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重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实施国家层面的融合发展规划，推动相关政策出台，提供金融支持。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制约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障碍，比如税率不同、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对此需加强顶层设计，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
二是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融合的重要载体。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在制定相关产业规划和计划时，亦要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作为重点方向，着眼于构建涵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单一制造业或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三是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要进一步提高工业和信息化融合的深度，实施相关政策促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金融服务等环节，贯穿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的整个过程。
四是积极发展和提升服务外包，参与国际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可考虑借助已有的服务外包试点城市，加大相关政策的落实力度，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制造企业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合作与联盟，建设和推广国家制造业服务外包公共品牌，吸引优质要素投向生产性服务部门。同时鼓励制造企业积极开展在岸服务外包，开拓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需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