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
塑造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标杆——南京江北新区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专家视点
上海浦东新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新加坡社会治理的几点经验及启示
四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治理科技的“加减乘除”
提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塑造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标杆
——南京江北新区高质量发展调研报告
近年来，南京江北新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示范，切实提高区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新区高质量发展，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江北特点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为“中国之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区经验。
一、集成改革破解社会治理发展难题
在体制改革上盘活“存量”。聚焦“去行政化”方向，系统设计职能机构、产业平台和街道职责体系，增强新区体制系统活力，推动协同管理、精简高效、责权一致。一是构建“大部制+园区”组织模式。将原新区、高新区、化工园区3个单元38个部门精简为15个职能机构，同步推进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领域改革，扁平化设置管理层级。围绕主导产业，集成设置5个产业平台，突出发展产业和服务企业职能，以“店小二+服务员”定位，靠前服务园区企业。二是构建“管委会+街道”的治理模式。聚焦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剥离街道经济管理职能，突出其保障服务和基层治理职能，进一步做精街道、做强社区、做实网格，推动街道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三是构建“专业化+服务”的职能模式。聚焦各机构主责主业，通过权限“下沉”和针对性赋权赋能，保障职能机构、产业平台和街道各司其事、自主发展，全面激发机构运转整体活力。强化园区强权赋能。赋予各产业平台在新区总框架下享有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实施、财政财务管理、人事编制管理、招商引才、基础建设以及下属平台管理等方面的自主权，实现园区事园区办。强化街道强权赋能。针对基层“看得见管不着”难题，精简设置“6（内设机构）+1（综合执法大队）+3（服务中心）”的街道组织架构，明确街道175项职责清单，委托街道行使506项行政处罚事项、提供149项服务，明确综合执法力量属地管理，推动街道“权责统一”。强化部门强权赋能。充分承接省市赋予新区行政管理权限， 理顺新区15个职能机构213条职责5100项行政权力事项，强调部门在条线内集约资源、统筹管理责任，确保各行其职、各尽其责。整合大部门内部运行机制，15个职能机构仅设置98个内部工作单元，其下不再细分科室，每个内部工作单元平均对应市级机关部门10个左右职能处室，提升治理的统筹力和专业度。
二、科技创新激发社会治理强劲活力
夯实平台载体，着力打造“数字江北”。一是立足简约高效、科技赋能的治理思路，构建街道工作人员统一工作平台。全面掌握辖区各模块工作人员和组织运转情况，归集、分析、共享各单位实时业务数据，提升社会治理协同化水平。二是创新打造“数字江北”服务号，精准定位社会治理个性化需求，推动社会治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强化数据整合，着力推进全要素治理。探索大数据支撑网格运转新模式，通过整合政务数据、互联网数据、网格员采集数据等信息，建立社会治理数据库，为网格治理和服务群众提供依据。三是注重数据及时更新、实时共享，破除社会治理中的信息孤岛。积极探索网格全要素治理模式和信息全要素采集方式，为网格员搭建科学高效采集系统，变“被动处理问题”为“主动发现问题”。四是注重协同创新，着力构建治理新体系。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元素推动街道体制改革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直管区街道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实现被动应对处置转为预测预警预防和联动处置，做到“小事不出社区（村），大事不出街道，重大疑难问题新区范围内解决”。
三、文化建设营造社会治理和谐氛围
整合资源，以文兴城，夯实城市文化根基。一是强化文化引领，构建政府主导、高校创造、企业运营、社会配置和人民群众参与的文化建设新格局。着力打造集文化娱乐、阅读休闲、体育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滨江风光带文旅休闲区，重点建设江北新区美术馆、南京演艺中心等长江经济带文化新地标。二是丰富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将“厚德载物、刚健文明”的南京精神全面融入江北新区建设发展，使得城市人文精神真正切入到新区发展血脉。三是打造高效便捷的区、街道、社区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着力建设文体旅产业改革创新先导区、文体旅科技融合示范区、长三角高水平城市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国际知名文创产业集聚地。推进游戏动漫影视、演艺娱乐表演、特色旅游、文旅智能装备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企业发展，推动江北新主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党建统领凝聚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党建辐射治理全程，畅通社会治理循环网。一是始终把党建作为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红线，推进组织向网格延伸。按照“全要素网格”建设要求，着力推进“红色网格”“便民网格”“平安网格”“智慧网格”“活力网格”建设。依托7个街道“大工委”、82个社区“大党委”、408个网格党支部、282个党小组和18641名网格党员，覆盖全域所有居民小区、园区企业、大院大所，畅通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脉络。二是党建整合辖区资源，打造创新治理共同体。突破条块壁垒，着重抓好架构搭建、制度完善两项要素，打造区级层面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街道层面“大工委”、社区层面“大党委”和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新金融、法治服务4个区域化党建专委会的“三横四纵”党建组织架构，把隶属于不同系统、掌握不同资源、联系松散的300多个域内高校、部队、企事业单位，联结为紧密的治理共同体。三是党建夯实基层阵地，建设便民服务新家园。在产业园区、街道社区高标准建设175个开放共享的党群服务中心，在重点项目现场建设100多个“党员驿站”，做到接近每平方公里范围内都有1个可供学习参观的开放共享式红色阵地。各级党组织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互动教育活动，将各类党群服务中心建成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坚强阵地和服务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 刘靖北
自2017年5月以来，浦东新区认真贯彻中央和上海市委要求，大力开展“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到城乡社区。“家门口”服务体系包括街镇中心、村居服务中心（站）、村宅延伸服务点等各级服务站点。在村居“家门口”服务中心（站），主要是做实“四站一室”，即党建服务站、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站、联勤联动站及卫生室，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资源、服务、管理力量下沉到村居“家门口”，实现了生活小事不出村居、教育服务就在身边，做到寓日常管理于就近、便利、稳定、可预期的基本服务之中，让村居党组织有更多资源提供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感知度的服务，让居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构建特大城市精细化社会治理新模式
“家门口”服务体系按照“规范村居功能，畅通为民服务”的原则，提供党群服务、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法律服务、健康服务、文化服务、社区管理服务七大类服务。
一是创新理念，建设“家门口”服务中心（站）。按照“办公空间最小化”，压缩办公用房面积，最大程度将村居干部的办公地转化为群众的活动地，使服务空间比原来扩大2-3倍；按照“服务空间最大化”，运用听证会、协商会和评议会“三会”制度，根据群众需求设置接待区、议事区、服务区、活动区、办公区，实现资源整合、功能复合；按照“服务项目标准化”，26个区职能部门下沉147个服务项目供村居点单，出台《“家门口”服务规范》《社会治理指数评价体系》两项区级标准；按照“服务标识统一化”，统一门头、灯箱等标识，营造温馨暖心的服务氛围，努力把服务送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
二是资源整合，打造功能集成的综合服务平台。“家门口”服务体系集成7大类服务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项目化的运行方式，精准化、便利化服务群众，实现日常服务就在身边，应急服务一键办成。共性项目做到全区统一；特色项目因地制宜，由群众作为主体参与，形成个性项目，满足不同的服务需求。通过政府资源的下沉和整合，撬动社会资源导入，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服务。兼顾不同人群享受服务的方式，对老年群众，着重做好线下服务；对年轻白领，突出做好线上服务。精心打造相关微信服务端，推动“家门口”服务延伸到“屏幕前”，让群众不出村居、社区就能把事情办成办好。
二、健全机制，实现管理服务的常态化长效化
一是为民负责机制。实行首问负责制，对群众提上来的问题，由首个接待的个人承担首问责任。实行指定责任制，群众遇到的问题，需要多方协同解决时，指定牵头负责人，其他条线配合推进。实行兜底负责制，明确牵头负责人承担兜底责任，全过程地做好联络协调、统筹推进，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是项目分类服务机制。在政务服务上，建立健全错时工作、延时工作制度、“全岗通”服务制度；在法律服务上，建立律所与街镇、律师与村居“双结对”签约服务机制及志愿服务机制；在健康服务上，建立全科医生巡诊进村居机制，等等。
三是“三张清单”制度。26个区职能部门形成需求、资源、项目“三个民生”服务清单。通过“三张清单”的互动，改变了以往政府单向“派单”的情况，提高了服务项目的精准度，增强了服务项目的吸引力。
四是工作支撑机制。推广“全岗通”等模式，打破以条为界的工作格局，推动村居委干部“一专多能、全岗都通”和“一人在岗、事项通办”，着力提升全方位服务群众综合能力。建立健全基层约请制度，约请主体与被约请对象共同推进解决社区“急、难、愁”问题。完善“走千听万”需求提取机制，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听取社情民意，提取居民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调研团：新加坡是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东亚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后发经济体之一。通过长期探索，新加坡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政策，比较好地实现了社会和谐。
一、大力培养以国家意识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强化国家认同，提高社会凝聚力
为了应对多个种族、多重文化的居民共居带来的社会治理挑战，新加坡首先从思想观念这一根本着手，自国家独立之后，就大力倡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价值观，并采取多种强有力的措施来培养各族居民的国家意识。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始终努力维护和践行国家共同价值观，构筑国民的价值认同与文化归属，大大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建立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融合共享、激励相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再分配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倒金字塔”型公共财政结构。在新加坡，收入最高的10%人口是所得税、利息税、房产税、中央公积金等的主要贡献者，由此形成的公共财政资金来支撑其余90%的普通收入者。建立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公积金使用范围逐步由养老金支付扩大到购房、医疗、教育和投资等领域，转变为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在提供保障的同时注重对人的有效激励，避免落入高福利陷阱。在住房政策方面，政府为居民提供住房折扣和购房补助，但居民需要自己购房和还贷。在医疗方面，政府为居民购买保险提供支持，为患者提供医疗津贴，但不会提供免费医疗。在就业领域，政府为失业人口提供就业咨询、就业培训和就业奖励，但不会直接发放救济金。
三、把先进的社区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实行先进的社区治理理念。新加坡社区治理始终坚持“包容自治、以人为本、共同参与、依法管理”的理念，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注重吸收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注意满足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需要。社区工作者都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注重社区法制宣传教育和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社区的纠纷和矛盾。
科学的社区规划设计。新加坡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视社区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不仅制定了全国市镇发展的总体规划，而且制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详细规划。通过科学规划，使社区规模大小适中，各类生活设施、基础设施非常完善，使居民能够享有干净、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同时，规划还注重根据社区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进行设计，为社区注入独树一帜的个性。
健全的社区管理体制。新加坡的社区管理机构以选区为基础，具体从事社区管理的主体包括国会议员、市镇理事会、社区发展理事会和社区基层组织，各个主体在社区管理中的职责分工十分明确。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新加坡非常重视各项法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使社区治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把社区治理作为妥善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工具。在社区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和布局上，新加坡尤其注重针对老龄群体的需求实行相应的配建和改善措施。为满足“原地养老”和“社会交往”的需求，新加坡推出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乐龄公寓”项目。这一项目注重老年住户与普通住户的混合，通过在住宅底层设置乐龄服务中心，使不同功能的社区设施混合配置、托老所与托儿所有机结合，推动老年人与少年儿童一起活动，借助儿童的活力对老年人的心态和生活形成积极影响。新加坡还大力支持老年病院、康复院、医务室等社区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医疗层级扁平化和社区一站式医疗来实现居家养老、就地养老。
四、重视社会建设中的家庭功能，把家庭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激励和支持家庭建设，鼓励公民组建多子女、三代就近共居的家庭结构。例如，新加坡在组屋管理中规定：首次购买申请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这意味着未婚人士只能以较高价格购买二手组屋；对低收入多子女家庭购买组屋，提供一定的补贴和优惠，支持其改善住房面积和生活质量；专门设计出三房式与一房式相连的新组屋，以方便大家庭相邻而居，年轻人照顾老人，老年人与幼儿相处。
实施家庭教育计划，向全社会传播“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理念。为使国民更好地认识家庭的意义，社会与家庭发展部推动了一系列家庭教育计划，以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等为主题，通过举办座谈会等方式引导社会对如何更好地处理家庭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通过举办“家庭凝聚欢庆会”“家庭野餐会”等活动来增进家庭成员的互动和感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社会治理经验，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水平，具体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期完善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创新党史、国史、世界史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有效激励各类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更多体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是加快推进再分配调节机制改革。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共享。
三是构建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着力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利用新技术手段加强上一层级社会治理主体与基层治理的信息流通共享。
四是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中更加重视发挥家庭的功能作用。通过财政补贴、优惠政策支持家庭组建、扩大规模，支持育儿、养老等家庭功能建设，鼓励企业支持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伟进：通过分析其他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最新实践与有益经验，无疑会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社会治理涵盖的领域和内容广泛，笔者着眼于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矛盾化解、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等重点领域的具体实践，从建设法治、开放、服务型政府，提升社会自治能力，厚织社会保护网络等几个方面，梳理和分析了四个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典型做法，并总结其启示。
英国：根据联合国数据，英国是 2016 年网上政治参与榜首国家。依托互联网技术，英国为公众政治参与构建了多个平台。比如，在政务网上公布几乎所有的政策文件，开设政策咨询模块，公布待咨询或已完成咨询的政策问题并收集意见。除在线政策协商外，英国政府于2016年11月29日发布了《公司管理改革绿皮书》，推动企业、投资者和普通公众就英国开展公司管理改革进行公开的大规模讨论，提供咨询意见的企业或公民须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选项中做出选择并附上理由。在意见收集的80天中，英国政府共收到375份正式答复，其中48份来自政府网站的咨询模块。
日本：1998年日本出台《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降低了非营利组织门槛，引入“非政府组织事业补助金制度”，通过购买服务鼓励非营利组织设立托老所、养老院、社区福利中心，在资金、税收、场地、人才方面提供支持。此后非营利组织快速发展，活跃于环保、社会福利、社区建设、救灾救助、城市改造等领域，也缓解了政府公共服务负担。日本逐渐建立起了政府、非营利组织、公众间的新型合作关系。政府负责规划制定、经费支持、审计监管，非营利组织等民间团体负责具体运营。
瑞典：任何拥有瑞典国籍的人，不论贫穷还是富有，均可得到瑞典政府提供的基本福利支持。瑞典的福利体系不仅覆盖广泛，面向所有社会群众，而且贯穿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儿童补助、住房补贴、医疗保障、基本生活保障、老年人基金、残障人士补助、工伤保障以及事业保险等，高水平地保障一个人一生的体面生活。瑞典的福利体系使得其贫富差距与社会矛盾均保持在低水平，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社会信任则保持在高水平。
美国：社区治理是离居民最近的治理。社区协会是住宅管理组织，也是准政府邻里组织，在美国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协会由开发商发起，最初的章程也由开发商提供。住户自愿加入成为会员，会员投票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由于社区协会与业主利益密切相关，业主入会积极性较高。随着房子售出，社区协会的控制权逐渐从开发商过渡到业主，当房子售出75%后，开发商的权利将完全转移到社区协会。这一治理架构不仅为住户保障了良好的居住环境，也增强了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社区协会被称作“美国人打交道最多的‘政府’”，促进了邻里自治，提高了社区服务水平。
上述四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经验选取的是其社会治理的不同维度的亮点，对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治理、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有着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
从政府治理能力看，政府要依法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重要的是要借助法律平衡好群众基本权利和公共安全间的关系，实现政策制定与监管执行的分工协同，有效保护群众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重大决策对公众开放本身可大幅降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治理的内在要求，信息与大数据技术为促进开放式决策、便利社会监督、方便公共服务供给、寓治理于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是提升政府信任的有效工具，应充分利用。
从共建共治共享看，大力培育社会自治主体、提升社会自我调节能力、进而促进公私合作治理是不可逆转的世界趋势。应建立常态化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关系，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同时须建立完善的制度约束，防止相关组织以公益之名行营利之实乃至违法犯罪。鼓励社会组织推动各种社会创新，推动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引导住户基于产权身份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自下而上建立以社区利益为基础的自治和矛盾化解机制，推进共同体和社区认同的建设。
社会保护是抵御现代市场风险、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机制，国际社会为我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政策引导方案。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削弱社会中下层相对剥夺感、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互信水平的有力保障，但建立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不可一蹴而就，需要考虑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循序渐进。在经济增长减缓、社会信任度不高、贫富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一味追求高水平的福利制度，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动荡，所以社会福利政策工具的使用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家庭是最传统最具温情的风险防范单位，在现代化与市场化浪潮中尤其需要政府的保护引导，要将珍视家庭价值灌注到各类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体系中，实现社会保护、社会自治与政府引导的良性循环。
《领导决策信息》首席时政观察员：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政府治理的有限性、有序性、有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治理科技，聚焦治理科技核心优势再造，提升治理效能，推动系统减负，实现由“权力”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型，是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一、加法——以数据治理提升治理效能
从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转型。目前，一些地区政务服务已进入“无人值守”智能化时代，新型互联网办事模式打造“不下班的网上政府”。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为公众服务角度来讲，政府从现实走向虚拟都是必然趋势，无人化、虚拟化、便利化、智能化是未来政府发展的方向。
以信息化建设助推治理现代化。围绕完善数据治理制定系统方案，加快跨部门信息归集、管理及使用等的顶层制度设计，不仅要在物理上实现政务和公共数据的统一归集、统一存储、统一管理，形成最大规模的“公共数据资源池”；更要在“化学反应”层面加强机制创新，加快建成大数据资源平台，建设城市大数据枢纽，基本形成规范、开放的大数据服务生态体系。
为“放管服”改革建构完善的数据治理环境。坚持“物理分散、逻辑集中、资源共享、政企互联”的思路，平衡跨层级、跨系统、跨地域、跨部门、跨业务的职责和利益保障机制，实现政府形态纵向上由“金字塔”向“扁平化”转化，横向上由“碎片型”向“整合型”转化，深化跨部门协同治理。要将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确立为政务部门的基本法律义务，制定统一的开放数据标准，加快编制全国政务数据开放目录标准体系。
二、减法——以技术减负促担当作为
大力推进“互联网+基层治理”，实现“技术减负”。推进系统减负，必须大力推进“互联网+基层治理”，大力推动多网合一，加快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数据一次性采集，诉求一次性受理，打破部门间、层级间的“信息孤岛”，以信息“跑腿”提高工作效率。
解决过度留痕问题，减轻“指尖上的负担”。当前，要把干部从微信工作群、政务APP的“绑架”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建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长效工作机制。加快打造省级政务协同办公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办公等信息化手段，搭建基层各类工作数据集成汇总的“一张报表”统计报送体系，做到工作自然留痕、结果自动生成、数据随时提取。
把数据服务支撑能力延伸到基层，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云网设施和应用系统集约化建设，搭建政务云和大数据平台，提供安全、稳定、可靠、按需使用、弹性伸缩的云服务。统一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建成统一身份认证、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的公共平台，支撑各类应用稳定运行。在数据上云、优化在线服务的同时，加快政务服务向基层下沉，推进治理科技向基层倾斜。加快政务服务一体化服务终端建设，推进政务服务一体机基层覆盖，打通服务老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三、乘法——创新治理科技打造数字孪生城市
数字孪生城市是城市未来发展形态。数字孪生城市基于数据驱动、软件定义、平台支撑、虚实交互的城市信息模型（CIM)，使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实现全过程、全要素数字化，做到城市全状态实时化可视化和城市管理决策与服务协同化智能化。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均已广泛应用CIM技术开展数字挛生城市建设。
加强区块链在政府数据治理中的应用。加强区块链应用在政府数据治理的顶层规划，构建政策创新平台，打造产业集聚平台，强化基础支撑平台；探索地方立法，制定标准规范，创新政策机制，加强政策支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痛点，推进主权区块链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数据铁笼监管、精准扶贫、智慧出行、小微企业信认证、数据交易与数据资产流通等场景率先试点，推动区块链在政用、民用和商用方面的快速应用落成，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渐建立起新的互联网治理生态和治理秩序。
四、除法——充分利用大数据化解矛盾
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探索“互联网+社会治理”方式，深入分析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有效利用大数据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增进社会共识，改变传统治理思维，实现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从被动响应型治理向主动预见性治理转变；实现从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矛盾化解机制向上下互动、主体多元的矛盾化解机制转变；实现从关注宏观数据向关注微观数据转变，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由简单粗放向科学精细转变。
全面推进政府服务智能化。对比其他互联网化更充分的行业，大部分政务服务还没有成熟的品类通用体验模式。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出的集成民生服务小程序及民生服务公众号“粤省事”，实现501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指尖”办理。其本质在于构建一个聚合各项政务服务的移动端平台，以平台的模式实现用户、合作开发商、政府部门等多个相关主体的利益串联。和传统的toC项目不同，“粤省事”摈弃以主管部门为维度的归类方式，通过顾客旅程地图梳理用户办事场景每个环节的需求和痛点，以“办事为中心”组织整体信息，从“罗列服务内容让用户来找”转变为“深入了解需求，把服务打包好端到用户面前”，提供更为智能化、人性化的政务服务，为聚合式政务服务平台构建体验框架，提升治理科技能力和水平。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徐浩然：大数据技术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将深化我们对智能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治理规律的认识。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有助于增强社会治理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第一，以新基建为契机，锻造强大的信息能力。受益于当下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社会治理体系具备了大数据采集与计算的物质条件。5G与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以5G网络为主体架构的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将为海量的数据和信息传递提供一条宽阔的高速传输信道，这是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强大信息能力的保障。
第二，建设城市大脑，提升协同治理水平。就当前的实践看，城市大脑主要是为公共生活打造的数字化界面，包括交通出行、数字旅游、卫生健康、应急防汛等若干系统的应用场景。随着数据采集的颗粒度越来越细，城市大脑能够高效便捷地掌握社会治理场景的确切信息和事件资料。此外，在城市大脑建设中，多种网络实现有效连通，信息访问、接入设备的协同运作打破了过去部门、企业、团体之间的数据孤岛，从而推动形成了立体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第三，立足民生改善，做好智能公共服务。提升智能化公共服务水平，就是要围绕民生改善，充分利用好泛在于社会各领域的数据资源，加快释放“数字红利”，有效调配公共资源，协调多方利益。比如，建立覆盖城乡的无线政务应用服务平台，开发并完善一体化移动办公系统。再如教育领域，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将普遍化。在传统教育模式下，边远地区的学生较少接触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随着5G、VR/AR、AI等技术引入教学场景，就会给他们带来与大城市的学生一样的学习体验。当社会因教育资源均等化而实现整体素质的跃迁，社会生产力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会相应地优化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
第四，着眼风险防控，开发适用于社会治理体系的CPS。CPS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能够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过去它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生产中，如今也可用来提升社会治理的运行效率。把CPS引入社会治理体系，对特定场景进行数学建模，并将模型映射到虚拟空间，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效果实施多方位和可能性推演，从而在社会治理中做到态势感知、风险预判、及时响应、预备处置。
第五，加强自组织建设，打造学习型社会和智慧社区。建设学习型社会，其内涵不止于知识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群体交流和群体智慧的形成，这是社会自组织的基础。在5G增强网络的矩阵中，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将更加紧密，社会群体之间深入互联互通，形成广泛的交融和理解。基层群众通过各类移动平台（App）使利益诉求和公共意见产生碰撞，大家在交流中生成社区智慧，以共识为基础的“想法流”把各方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从而增强社会网络韧性、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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